（本文由杨安泽母亲讲述，小隐转达）
1999年，24岁的杨安泽开始在纽约著名的Davis Polk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工作。常常他说周末要回家，到了星期五下午又说他接了一个案子，没办法回家。大律师楼的小律师是朝九晚十，常常是一箱一箱的合同接着看，周末也不得闲，直到案子结束才有喘息的机会。
有一次，安泽买了一条名牌领带。他买领带的钱够他老爸买一套西装，我很不以为然。但（哥哥）欣泽说，弟弟太年轻，他必须穿得正式体面，让自己看起来沉稳且比实际年龄大，以便于和他的客户们打交道，此外，他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工作之余只有时间回家洗澡睡觉而已，他哥哥要我不要太责怪他。
做了五个月，安泽决定辞职。他说，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除了优渥的薪水，他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一旦习惯了奢侈的生活，由奢返俭会很不容易。此时不走，以后要转换跑道更不可能。他的直属上司告诉他，若他想回来，随时欢迎他，但事务所的合伙人很不高兴，从来没有一个新进的律师这么快离职的。
之后安泽开始创业做互联网。他不找亲戚朋友集资，只找有闲钱的人资助。碰上2000年的网路泡沫，他没有成功。
趁没家累前 放手一搏
我总是觉得，年轻时有一些失败的经验并不是坏事。安泽聪明且苦干，一次、两次、三次，他会在失败中成长。他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他。有些朋友认为我太纵容孩子，但是我觉得小孩能创业的时机非常短暂，只有在没有家累时才能放手一搏。
安泽的朋友找他到自己新创的无线公司当高级经理，做高科技方面的行政工作。做了几年，他又转行到一家软体公司MMF当副总经理。这也是个新创的公司，他是公司雇用的第三个人。公司主要是做软体来帮助医院将病人的资料电脑化。那一阵子，他接触了许多医生及医院的行政人员。他发现，即使再好的软体，若是医院没有接受科技的意愿，还是不容易成功的。加上程式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印度人写的，每次出问题要修改都需要远程沟通，很不容易。
2005年安泽的朋友Zeke要他加入Manhattan
Prep.。这是一个教育机构，教导学生准备美国商学院的入学考GMAT。很多教学资料是安泽编出来的，纽约市的许多大银行及大顾问公司都是他们的客户，客户们常指定要安泽授课。
2006年，Zeke自己要出去开办另一个特殊学校，就要安泽当公司的执行长。安泽要了很少的薪水，只有他七年前当律师时的一半，但他要求了股份。
有第一桶金 选择转业
安泽将公司从五个据点扩张到27个。他们也编了网路上的教学资料，业务蒸蒸日上。Manhattan
Prep.没有做什么广告，但短短几年却变成全美商学院的补教龙头。这时他们也将触角伸到了法学院的入学考LSAT。
2009年，正当事业如日中天，Manhattan
Prep.被卡普兰相中进而收购。安泽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卡普兰要安泽留任帮助过渡时期，但安泽已开始想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在Manhattan
Prep.工作时，安泽看到美国的菁英大都去了东西两岸的几个大城市，中西部的中产阶级在逐渐的没落。他也看到了许多年轻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走入商学与法学的「安全之路」。他觉得如果有一些人能选择创业，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能有更大的贡献。
经过两年的酝酿，有一天他问我，如果他短期没有收入，要紧吗？我问他，你想做什么？他觉得一路走来，如果有一个机构教他如何创业，他可以节省许多摸索的时间。如今以他的经验他可以成为领路人，教年轻人如何创业。我问他，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他想想「顶多我损失一些时间，一些金钱。但我还年轻，没有关系的。」他深爱美国，觉得美国给了他许多的机会，他非常希望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事。
「有梦，就有梦想成真的机会，想做就去做吧！」
照理说，安泽要离职，卡普兰应是不高兴的，但在陈述他的理念之后，卡普兰的执行长说他可以当安泽新机构的董事。后来他又说他其实没有时间当董事，但是草创期安泽可以用卡普兰的办公室及会议室，这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为美国创业」 从零开始
金融海啸之后，安泽有许多律师朋友及金融界的朋友失去了工作，安泽希望能增加就业的机会，尤其是在中西部贫穷的二线城市。
2011年，安泽成立了非营利机构「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他自己出资12万元且第一年没有拿任何薪水。他的许多有钱朋友都希望他能成功，许多人各捐了1万元。安泽开始在各学校演讲，招募成员，也到穷苦的二线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等寻找与新创公司的合作机会。
第一年就只有他及一名秘书，如果他没有失败过，我会很不放心的。十几年下来，他有了一些历练。明明他可以轻松地过日子，但他总是挑一条难走的路。
2012年，他们招收了第一批的成员40人。在送他们去新创公司工作之前，安排到布朗大学接受五个星期的密集训练，训练他们写程式、做网站、学软体如Excel、如何做简报、如何写企划书、如何经营公司等。最重要的是，同一期的成员都成了好朋友，彼此相互扶持。这五个星期，他全程陪同，认得VFA所有的成员，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甚至有许多成员把他当成父亲的形象。
那一阵子，底特律经济萧条，满目疮痍，在2013年破产。有一天他说「我的天，在底特律开车连我自己都害怕，我怎么送我的成员到那种地方呢？」他想帮助的是没落的二线城市，如底特律、巴尔的摩、辛辛那提、克里夫兰等。底特律的居民希望他搬到底特律，克利夫兰的居民希望他搬到克利夫兰。他成天奔跑于没落、不安全的城市。好在他会少林拳及跆拳道，我想只要对方没枪，他应能自保。
安泽对穷苦而努力工作的人有一份悲悯。他们住在纽约中城，他若看到拾空瓶的人，会跑过去，塞好几十元给那人。
我的手曾受伤，无法拎行李。有一次我要去西班牙参加画展，那天下午他去了布鲁克林的朋友家吃烤肉。我叫了4点钟的车子，3点50分，安泽回家了，就是为了帮我拎行李。还有一次，我要回台湾，结果他在附近的餐馆吃了一半还是跑回家帮我拎行李。每次我要回台湾，他总是给了我一个十分忧伤的眼神。安泽说，他的朋友当中，他和父母的关系最好。
VFA从原来的五个城市扩展到18个城市。他们训练出来的成员不管是成立公司、工作或申请学校都有很好的成绩。到现在，成立了至少25个新创公司，创造了近3000个工作机会，也有好几位创业有成，才20多岁就成了百万富翁。
2015年安泽得到了白宫的「全球创业总统特使」的头衔。
当时，VFA已经步入正轨且稳定成长，并有了一个纪录片「Generation
Startup」（目前在Netflix可看到）在各大城市及国会山庄放映，安泽觉得他可以放手了，他需要新的挑战。
安泽一直关注美国的问题。他住在富裕的纽约，但马不停蹄地在贫困的底特律、克里夫兰、费城、辛辛那提等地奔走。贫富悬殊是美国的大问题，因自动化而引起的失业潮则将成为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未雨绸缪，结果将是难以想像的。
在安泽决定竞选总统之前，曾经找了好几位政治家，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动化即将引起的失业潮这个问题放到枱面上。但政治家们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或者以为重新训练这些失业者就业便可以解决问题。
问题是：如果这些人30年前不爱唸书，今天能够学习高科技需要的技术吗？只有不到10%的失业者符合政府补助的职业再培训资格，而再培训成功的机率只有20%。换句话说，每100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经过再培训成功地找到工作。失业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工作也就需要自己买医疗保险。但是没有了收入，有能力买昂贵的医疗保险吗？
在台湾，我最欣赏的是台湾的医疗，看医生便宜也有效率，医生的品质也相当好。安泽觉得美国这么一个富裕的国家，医疗品质应该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全民健保是迫切且必需的。他也希望美国能够将「童年成功率、心理健康、远离药物滥用、环境质量、中位数收入和提高老年人在高质量照护情况下的比例，让老年人能有尊严地退休」放入国家的幸福指数，来取代目前的GDP。
每天早上，安泽以想着感恩的人、感恩的事开始这一天。政治之路，长夜漫漫路遥遥。在美中紧张的关系中，一些美国人有反华的情绪，安泽这一条路会走得很辛苦，但他认为是值得的。华裔很优秀，也很努力，如果能在政治上有影响力，会大大地提升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安泽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带着他为所有美国人谋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他，一同投入，来完成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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