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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去世当天晚上，美国最高法院前聚集了几千悼念的人，场面之肃穆壮观令人动容。这当然是因为金斯伯格是一位受人爱戴、成就斐然的了不起的女性，但也是因为作为一个传奇人物，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她的去世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两大挑战。
挑战之一：最高法院的合法性是否能得到维护 金斯伯格去世前对孙女说，“”我最热切的愿望就是等新总统上任后才被取代。”
2016年大选时，有些人之所以投票给川普，仅仅因为他承诺要任命保守派大法官。上任后，他已经任命了两名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给了他第3次机会。
但大家都还记得，2016年2月大法官Scalia去世，最高法院出现一个空缺时，离大选还有9个月。但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纳拒绝考虑奥巴马总统的大法官提名：“美国人民应该对选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发出声音。因此在我们有新总统之前，不应该填补这个空缺。”川普的第一个任命大法官的机会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离大选不是还有9个月，而是只剩一个多月，那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等有了新总统之后再填补这个空缺呢？
麦康纳似乎不这么认为。金斯伯格去世的当天他就宣布，他会让总统的大法官提名尽快通过。
在党派之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如果他坚持这么做，我不会感到惊讶。但这种做法将是非常短视的，因为这是对最高法院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损害。
党派之争，左右之争，保守派和进步派之争，是美国政治永恒的话题。你有极左，我有极右；你加税，我减税；30年河东30年河西，钟摆朝一个方向摆过头了，又摆向另一个方向。美国人民就在这样的现实中过着日子，美国这个国家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前进。
作为一个普通选民，不必把其中一派看成魔鬼，另一派看成天使；或者把一个当成一朵鲜花，另一个当成一堆牛粪。永远秉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但美国人民这种淡定的底气，建立在对制度有信心的基础上。我们有权力制衡，依法治国，媒体监督，专业诚信。在这个制度的框架之下，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管他们怎么蹦跶，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即使不小心遇到坏的政客，也有这个框架把他牢牢框住。
但这些年我们渐渐感觉到，美国这套制度并不是固若金汤的城堡，而是由民众的信任和信心粘结在一起的土坯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主制度的运行有点像一个自证预言的过程。民众对它越信任越有信心，它就越有效。反之亦然。比如说，如果多半人缺乏对选举制度的兴趣或信心而不去投票，即使不说民主选举制度名存实亡，至少选出民意代表的想法几乎成了痴人说梦。
这种对制度的信心，就像一个品牌的信誉，又像一种先进的文明，建立起来很难，摧毁起来却很容易。
最高法院是一个公正、独立、超越党派之争的声誉卓著的机构。在历史上，虽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属于某一党派的总统任命，但在参议院确认时，经常都以几乎全票通过。最近十多年来，参议院在确认大法官时按党派划线的投票方式已经损害了最高法院的声誉，在这一点上。两党都功不可没。
但麦康纳2016年的做法更加恶劣，等于以一己之力，单枪匹马地给了最高法院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致命一击。如果他现在忘记4年前的说法，坚持要在总统选举之前任命新的大法官，又会再次在美国人民心中播下质疑最高法院合法性的种子。如果大法官都是这样选出来的，最高法院有什么资格对美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说三道四？
这也是川普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川普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穿梭来往，没有什么连贯性、系统性的理念可言，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为个人的输赢不择手段。这几年美国的选举制度、情报机构、联邦储备这些美国社会皇冠上的明珠和稳定的基石，其信誉全部遭到他的攻击。新冠疫情发生后，FDA和CDC这些本来很专业很有公信力的部门的独立性也被他破坏，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和权位。
金斯伯格的去世，又把是否应该把党派的利益、个人的意识形态凌驾于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合法性之上的问题推到了前台。我们的政客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我对他们不抱太高的希望。尤其是考虑到我们有过让最高法院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先例，抢在选举之前完成这个任命是大概率事件。
挑战之二：女性的权利是否会有历史性的倒退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保守派（conservative）和进步派（progressive）在好些议题上都有激烈交锋，最高法院在这些议题上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金斯伯格最为人所知，也是她一辈子花费最多精力为之奋斗的，是女性的权利。
保守和进步很难说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绝对是坏的，关键是在合适的时候有合适的节奏。简单地说，保守派认为现在的一切都不错，维持现状就好，要改变也不用那么快。而进步派则认为现在的状况不够好甚至很糟糕，应该尽快让社会取得进步。将溢美之词堆在保守派身上，或者将进步派吹得天花乱坠，都同样幼稚可笑。
一般来说，生活已经很安逸的既得利益者是保守派，因为他们不觉得社会有急剧变化的必要。但处于社会下层的弱者急于从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挣脱出来，他们不能也不愿等待。
女性几千年来在社会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比男性更可能属于进步派的行列。
金斯伯格60年代从法学院毕业时，因为找不到律师的工作，只能担任教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Sandra Day
O’Connor（顺便说一句，O’Connor
是里根总统任命的一位保守派大法官。我对她非常尊敬，佩服有加，以后有时间专门写一篇她的故事）50年代从法学院毕业时根本无人雇用，只好找了一份没有薪水的工作。
今天法学院毕业的优秀女生可以像男生一样到顶尖律师事务所工作，正是因为金斯伯格她们这一辈人的努力。
女性的权利在过去100年中进步了很多。100年前，也就是美国建国150年之后，女性才第一次可以投票。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大规模进入职场，1960年代才被允许申请哈佛商学院。1973年最高法院的Roe
v. Wade 之后，女性才被确保合法堕胎权，才拥有了对自己的身体做决定的权利。 现在保守派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就是女性的堕胎权。推翻 Roe v.
Wade 是他们想把更多保守派大法官送进高院的最主要目的。保守派筛选大法官提名时，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他/她对Roe v. Wade的态度。
因为这一点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所有有雄心进入最高法院的人，都对自己对Roe v.
Wade的态度讳莫如深，即使被直接问到，也拿出他们律师的专长，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斯伯格的去世，让女性这100年好不容易争得的一点权利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这不是一个进步快还是进步慢的问题。如果金斯伯格被一个视女性权益为洪水猛兽的保守派大法官所取代，我们看到的将是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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